文史哲的会通与中国哲学史的重写

漆思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治学传统注重“文史哲不分家”，当代文史哲应当“分科不分家”。文史哲虽分科而不分家，表明文史哲人文学科拥有共同关注的人性与人文之家。在当今重提文史哲的会通，就意味着在原本共同的人文家里可以相互自由走动，并可以会心交谈彼此都关注的世道人心与人性自觉。然而，现代学科建制下日益分化的文学、史学、哲学及其内部研究领域的不断分化，虽主张分门别类地精细研究有其相对合理性，但一味关起家门自立门户不相往来则带来了人文学科自我封闭和碎片化的不良后果。不要说文史哲学科之间的疏离，就是文史哲各自学科内部也存在着难以沟通的隔阂。这种状况严重阻塞了文史哲通过心灵对话通达人性自觉与生命领会的应有通道。

因此，当今时代就需要文史哲回归反思世道人心与促进人性自觉之人文学科本分与天职的心灵对话与会通。文史哲的会通不意味着取消各自应有的学科特性和研究方式，恰恰相反，需要将文学对人情世事体验的情感表达与心灵意会、史学对生活变迁洞察的实践理性与历史智慧、哲学对宇宙人生感悟的本体追问与终极关怀等不同侧重、不同方式的独特人文智慧与生命领会得以沟通和共享。这种会通不仅意味着打破文史哲原有学科界限和范式实现各自眼界的自我超越，必将促进文史哲等人文思想史的重写与创新，而且意味着人文学科以视界融合的新眼光理解和想象人类生活，拓展人类感悟宇宙人生的视野，增进人类观照世道人心的智慧，促进人性的自觉与生命境界的提升。

一　人性观照：文史哲会通的人性自觉

从人性的视角来观照，文史哲的会通在于都拥有共同的人性基础和人文情怀：都旨在洞察人性与生命的奥秘，都以世道人心作为关注的核心内涵，都以不同的体验方式和观照视角对世道人心的改善进行理想建构，这是文史哲共同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因此，当代人文思想会通视野中的文史哲，应当走出各自学科人为设定的界限，走向一种基于人性观照的视界融合，以通达生命的澄明之境。

人性是宇宙人生的奥秘，也是观照宇宙人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共同的奥秘。高清海提出“人是哲学的奥秘”，实际上人正是文史哲共同的奥秘所在。对人性奥秘不同层面、不同方式的追问，诞生了作为人文思想的文史哲。作为洞察人性的文学、史学与哲学，本质上都是人文之学，也即是人学，共同指向丰富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性，只是各自指向人性的侧重与方式不同，但都以不同面相的观照构成了人性扇面。完整的人性扇面是任何单一学科无法独立支撑的，因此就需要文史哲的会通融合，从而形成整体性的观照来深刻理解和洞察人性的奥秘。

显然，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都在讲述人的故事而不仅仅是自我学科的故事，文史哲讲述人的故事的主题和灵魂正是人性。由于人的故事太丰富、人性太复杂的缘故，任何单一的人文学科都无法全面讲述，由于各自讲述能力的不足就有了各人文学科的分工与协作。然而，由于现代学科建制的高度分化，使得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遗忘了共同关注的人性主题，以至于走上了人为隔阂的所谓现代学科分科建制之路。这种状况在今天显得尤为严重，文史哲学科之间的各自为政和不相往来似乎成为理所当然。中国传统治学方式主张打通文史哲，正是基于共同的人性关怀，都在讲述人性真、善、美、圣的故事，人的故事显然需要文史哲会通融合起来共同讲述。

具体展开来说，文史哲对人性的观照和对人的故事的讲述，有着和而不同的侧重和方式：

1．文学以表达方式侧重关注人的感性体验与心灵意会。人有着具体丰富的感性内涵，主要表现为情感、意志、心理等心灵活动。感性是人性的基础层面，也是人性中最为生动、丰富、具体的感受系统，对人的感性体验与心灵探究构成了文学反映人性和表达生活的基调。文学对人的感性体验与心灵意会，侧重于以形象、想象、意象等方式来生动、鲜活地表达和演绎。所谓形象化的表达，就是具体真实的艺术再现，揭示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等具体心灵感受；所谓想象化的表达，就是一种理想性的表达，将人情世事以超越现实存在的想象进行构想。文学源于现实却超越现实，但文学无法超越生活，因为生活本身就具有理想的超越性，文学对生活的想象源于人性本身的内在渴望。追寻人性的真善美，正是文学所具有的批判现实和追求理想的功能；所谓意象化表达，即观物取象、以象表意、得意忘象、得意忘言，透过生活的典型意象揭秘人性的矛盾，展示人生的欢乐与痛苦，构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文学的表达方式可谓丰富多彩，从体裁上就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形式，都是从不同层面和视角表达人性的希望。人是具有情感体验的存在，人之所以区别于草木禽兽，在于人有情感与心灵。文学的人性表达和心灵体验，正在于以“情”动人，使人的情感得以升华，使人的心灵共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体现的正是文学对世事的洞察和对人情的领会。可见，文学对世事人情的观照和表达成为洞察人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的心灵表达正在于以洞察情感的方式把握人心，从而做到心有灵犀、心心相印、心灵相通，这是文学所追求的灵性境界。

2．史学以实证方式侧重把握人的实践理性与历史智慧。实践理性是人性的历史经验积淀，凝结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智慧。史学正是要如实揭示人类历史的轨迹、生活的真相、运行的法则、发展的道路与趋势等史识。中国史学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史学鲜明的历史自觉意识。中国史学传统注重追寻历史之“道”与人事之“理”，即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道理”。中国史学以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道理”为己任，揭示人类历史兴亡得失的法则与原理，所谓“以史为鉴”是也。这必然要求史学以客观实证的方法掌握证据，洞察人类生活的实相，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进而把握人类生活的未来。相比于文学的想象和空灵，哲学的沉思与悟觉、史学则务实而严谨，所谓“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这体现的正是史学把握人性的实证考察方式。史学对人性的观照主要承载着记录、解释和引导的功能：真实地记录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揭示历史运行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经验总结和因果解释，形成历史发展的“道理”与规律性认识，进而预测人类发展趋势，探索和引领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因此，史学不只是回顾人类从前的故事，也着重于立足当下的现实考察以展望历史发展的前景。如果缺少了对人性的历史性把握，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发展将缺乏真实的传承脉络和历史地基。因此，中国人文传统主张“治学先治史”、“六经皆史”、“经史合参”、“史论结合”等，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一直对历史思维和实践理性的重视。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拥有系统完整的历史记录和历史研究，有着厚重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情怀，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道统与历史谱系。正是在此历史观照之下，中华文明才生生不息、守正创新，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中断历史记忆的文明。历史对人性的把握，既注重如实揭示人性存在的实相，也侧重揭示社会发展的道理。缺少历史的维度，人的故事将无法讲述。

3．哲学以反思方式侧重探索人的悟性智慧和生命境界。哲学侧重于对宇宙人生真谛的领悟和终极关怀的追寻。人的悟性让人明心见性，开启智慧，通达天人、人际、身心的和谐，追求人心与天道的贯通智慧，用中国哲学传统的表达就是追求“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向来侧重人的悟性的开启，注重人性的觉悟。人的悟性自觉在于领会人的生存意义和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开发人的生命智慧。哲学对人性关照的方式主要是反思与追问方式，它不同于文学的表达与意会方式，也不同于史学的实证与洞察方式。反思追问是一种前提批判与深层提问的方式，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深明宇宙人生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对人的本体性思考。反思追问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明确的答案，而在于创造性地提出和探究问题，通过不断的提问以反思人性的弱点和困局，走向人性的觉悟与解放。在中西哲学思想的源头上看，希腊哲学传统比较侧重“爱智之学”，中国哲学传统比较侧重“心性之学”，各自指向人性的理性（心智，mind）与悟性（心灵，heart）。希腊哲学传统重视理性，如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柏拉图提出理念论，亚里士多德探究本体论，注重物理学、政治学、诗学与形而上学等的分科研究，发展了以“逻各斯”（逻辑）为核心的理性思维；而中国哲学传统重视心性，注重人的道德觉悟，认为天文人文一体于天人合一之道，主张心外无道、心即道、“心与道通”，发展了以“道”（道德）为核心体现生命整体性的悟性思维，不同于西方的主客心物二元分化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以生命领悟方式观照人性，注重感悟、体悟、证悟等实践生活体验，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之思，以把握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生。因此，中国哲学传统从源头上并没有与文史、政治宗教等人文思想割裂，而是不可分割地内在统一起来。中国的经、史、子、集等分类，在古代虽然没有明确的“哲学”概念，甚至连“哲学”这个词也是近代在翻译西方“哲学”概念时，参照日本学者西周的译法而临时采用的，但不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本己的哲学思想和智慧，而是表明中国哲学思想并没有从人文思想中相对独立出来（这与中国思想传统注重生命整体和融合会通的思维特质有关），一直贯通于对世道人心的整体性领会之中。因此，我们称之为先哲的孔孟老庄等，他们在当时并未被称为哲学家，而是探究世道人性等实质性问题的原创性思想家，因为他们都对宇宙人生有着深刻独到的领悟，创立了儒道等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

上述表明，文史哲会通的基础在于对人性奥秘的观照与生命境界的提升，只是三者以不同侧重和方式来展开。因此，文史哲的会通要实现基于人性观照的人文思想融合，从而对人的理解和把握获得有着丰富人性内涵的、体现历史性和完整性智慧的深刻洞察。

二　世道人心：文史哲会通的人学内涵

笼统地说，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都是人学，都是对世道人心不同面相的揭示，世道人心成为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共同关注的人学内涵。这里借用中国传统表述的所谓“世道”，是指社会生活秩序，即社会共同体秩序，核心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体系；所谓“人心”，是指人类心灵秩序，即共同精神家园，核心是协调身心灵肉关系的价值信仰体系。中国传统注重世道与人心的统一，即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和谐。作为中国人学核心的文史哲，都是从不同层面来洞察世道人心，都致力于改善世道和提升人心。

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对世道人心的关注，是以人性为基点，通过文史哲等人文思想的会通来通体把握。这种会通不是分科探究，而是不同思想流派对世道人心进行“百家争鸣”。中国文史哲对世道人心的探讨，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和重大影响的思想流派，主要体现为：“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三教合流的思想格局，各家“同归而殊途，百虑而一致”，构成了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中国思想生态。

儒家追求内圣外王。内圣，就是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使人的内在心性具有圣人的道德人格；外王，就是以心性修养来推己及人，应用于社会，在社会治理中贯彻王道原则。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齐治平，走的是从内圣出发扩展到外王的道路，注重世道的改善在于心性的提升。儒家从天理良心一体出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遵循中庸之道，倡导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来协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在社会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和王道，认为“政者，正也”，追求人间正道，谋求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其本质是一种道德主义的世道人心秩序。

道家注重道法自然。道家对世道人心思考的理论基础是天人一体，即人道与天道的贯通和一致。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核心是以天道自然法则作为人的道德规范，实质上是要达到人心服从天道。道家思想的特质，是从道法自然出发，顺应自然，合乎天道，以天道来规定人道，主张返璞归真。天道成为调节人事的自然法则，达到顺天应人，实现无为而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37章）其本质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世道人心秩序。

佛家崇尚心性清净。佛家主张“心净则佛土净”，以心性的清静来实现佛土的庄严，侧重于明心见性的修心功夫。佛家认为“万法唯心”、“境随心转”，放下人心的颠倒妄想，实现世界的清净和乐。《楞严经》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维摩诘经》云：“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杂阿含经》云：“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坛经》云：“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只有内心的平和清净，才有外在的和谐安宁。现代佛教提出人间佛教、生活禅与心灵环保的主张，从净心修性出发，以心灵和谐促进世界和谐。其本质是一种心性主义的世道人心秩序。

通过上述的分析，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国人文思想对人性奥秘的洞察，核心内涵体现为对世道人心的关注和提升。《尚书·大禹谟》所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所谓“十六字心传”，表明中国思想传统对于心性修养及道德实践的注重，追求人心与天道的契合，以心灵秩序的完善来带动社会秩序的建构。具体来说，中国文史哲对世道人心的关注，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并发挥着各自独特的功能：

1．文学以文以载道的方式发挥着人文教化的功能。文学的形象表达背后其实包涵着人性的道德关怀，文以载道的目的在于人文教化，鞭挞社会的丑恶、弘扬人性的高贵。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小说、戏剧等都体现了文学的这一教化功能。如《诗经》中就有风、雅、颂，诗以言志，歌以咏怀，有讽刺、有批判、有赞美、有歌颂，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世世代代人的心灵；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忠义侠义”、《西游记》的“心猿意马”，《红楼梦》的“大观园”意象、《赵氏孤儿》的悲欢离合等，深层次讲述的是真假、善恶、美丑、正义与不义等价值判断，都深刻影响着社会风尚与道德情感。

2．史学以历史评判的方式担当着弘扬道义的功能。在这方面，孔子的“春秋笔法”可谓典型代表。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以历史书写的价值评判，作为社会的道义评判标准，凸显了一种历史的评价尺度，追寻永恒的道义担当。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这种历史意识的鲜明表达。中国人通常所说的“让历史去评判”、“青史留名”等，也正好体现了史学对引导世道人心所发挥的独特功能。

3．哲学以价值评价的方式承载起道德提升的功能。中国文化特别注重道德评价，以道德为标准对人性进行修正，正是“修行”的实质所在，即以道来修正人心，使人的言行符合道德的要求。中国哲学对世道人心的反思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方面是批判性功能，通过反思批判进行价值评价，引领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是建构性功能，确立天理良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发挥安身立命、经邦济世、传承文明、涵养德性的独特作用。

当代中国人文精神陷入了深重的意义危机。“‘意义危机’是现代中国思想危机的一个层面……当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价值系统涌入中国，并且打破了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之时，问题变得更加困扰。各种争执不下的新说使得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这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后所未有的。”当代中国的意义危机表现为三个层面的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即原先行之有效的伦理准则大多失范，而新的道德规范又未能有效建立；其次是“存在迷失”，即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已被认为不合时宜，又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存在意义；最后是“形上迷失”，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终极关怀等形而上的超越性意义无法确证，现代人的信仰普遍出现了迷惘与困惑，重建现代人的意义成为时代呼唤。“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中国文史哲会通的当代意义，在于共同观照世道人心的时代困境，重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

无论文学的人文教化、史学的道义引导、哲学的德性涵养，都重在以人心的改善推动世道的改良，追寻人性的真善美和社会的正义。当代社会的世道人心状况如此令人担忧，无论社会秩序还是心灵秩序，都迫切呼唤文史哲的会通融合，以达到对世道人心的反思和引领。

三　视界融合：文史哲会通的方法路径

探讨文史哲的会通，需要进一步思考会通的方法路径问题。既然文史哲会通的主题在于人性的自觉，那么其视界融合就在于以整体性的人性视角来观照，确立把握世道人心的人文逻辑，探寻正确的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与自然科学注重对象性世界的研究不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重在揭示人性世界的奥秘，探索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系统。因此，人文学科不仅要注重事实判断，更要注重价值判断，这样才能对生命境界的提升发挥文史哲独特的功能。

文史哲会通的视界融合，从人文逻辑的层面来看主要有如下方法路径：

1．理解与诠释。理解的实质是从人的目光出发进行自我理解，也就是对生命的自我观照。希腊阿波罗神庙铭刻的“认识你自己”，体现的就是人对生命的自我理解。对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种人对自我生命的理解和追问，显然不是一种对象化的认识，而是直接指向人性与生命的自我领会。对人的认识其实最为艰难，因为人性的困惑是生命最高的困惑。文史哲以不同的方式旨在揭示人性的奥秘，文史哲会通的视界融合，就需要对人的理解方法的自觉。这种理解以宇宙人生的真相认识为基础，包含了人生的意义追问与价值反省，也即是追求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如前所述，文学对人的情感与心灵的体验，史学对人的实践理性与历史智慧的探究，哲学对人的生命境界与终极关怀的追问，都是从不同视域展开对人的深刻理解。只有文史哲的会通，才可能对人的生命的理解获得整体性的认知。无论文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还是哲学的方法，都共同指向对人文世界的诠释。诠释不同于解释，解释只需要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而诠释则承担着生命意义与价值的阐释。所以，在人文学科中，同情的理解、情感的领会、心灵的沟通、意义的阐释、价值的评判等，都是把握人的生命现象不可缺少的维度。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与中国传统的领悟意会具有相通性，都把对人的自我理解和诠释作为重要的方法。文史哲的会通，就要以对人性与生命的独到理解与诠释为前提，展开多维视界的人文思想融合。

2．对话与沟通。对人文世界的理解与诠释，要求自我的反省与自觉、心灵的对话与沟通。对话是不同主体之间心与心的交流，实质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复杂格局，只是从某种单一文化视角出发，将形成自我中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文化立场，那就是将自我作为中心，而把他者作为边缘，用自己偏好的价值观进行评判和规范，最后只能走向文化的独白和自我封闭。文史哲的会通，正是针对这种文化独白和自我封闭的现实，强调跨文化的对话与心灵的沟通。无论东方西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灵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问题在于是否有诚意对话和倾听。中国的“聪”字，就包含有用耳听、用眼观、用口说和用心悟等诸多的意蕴，这样才可能有聪明智慧。对话的目的在于心灵的沟通和契合，因此，跨文化的对话与主体间的心灵沟通应当成为文史哲会通的主要路径。心灵的对话与沟通意味着搁置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把自我和他者摆在平等交流的位置，既要理解人性的普遍性，又尊重个性和差异性，做到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在今天，随着人类整体意识的觉醒，对于跨文化的交流，应当走出文化的霸权，达到文化的自觉。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内部也需要相互尊重，各个学科要从别的学科吸取新的视野和观点，得到新的启发，从而形成视野的拓展与共识的形成。

3．包容与会通。会通是将不同质的多元思想文化实现涵容的包容意识，它与各种对象性的价值不同，是能够容纳各种对象性价值的包容性价值，实质是一种和谐性思维。会通的功能在于化解不种立场的思想价值冲突，弥合文化差异造成的鸿沟，增进相互理解和兼容并包，促进思想文化的和谐共存。伽达默尔面对多元社会不同主体难以相互理解的困境，基于创造性诠释学提出了“视界融合”的方法，以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和融合；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等，这都是当代文化会通意识的自觉，都为建立文化会通的包容性价值观进行探索。

当今时代的文史哲会通，不仅要注重某一文化系统内文史哲学科的会通，还要注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文史哲会通，这就需要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方面做到彼此深入了解、理解和沟通。如中国文化对宇宙人生的悟觉思维特质，显然不同于西方文化注重科学理性和逻辑思辨的思维特质。但这两种思维方式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可以互补和融合。每一种文化系统在人的理解方面以及人文学科的自我理解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局限。文史哲的会通意识，正在于自觉明确到这种界限。各自文化的自觉，要求发挥自我文化优势和特色的同时，注重自我文化的拓展与超越。因此，在当今时代一味地固守所谓“正统”，往往意味着某种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而敢于开放兼容与推陈出新，正是文化创新的必由之路。无论跨文化的人文会通，还是文史哲学科内部的会通，都应当以建立当代开放性的人学为导向，以人性为根基，以对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和谐的探索为主题，以对人的生活意义的追寻和生命境界的提升为旨趣，在充分的对话理解和心灵沟通中实现当代人文思想的自我提升。

四　会通创新：中国哲学史的当代重写

中国哲学史的当代重写，要突破原有思维框架和思想格局，在文史哲等人文思想会通视野中进行重新理解与创新书写。利奥塔指出：重写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回到起点，从零开始，这是一种简单的机械论的理解；二是重写根本上就是与写作联系着的，它完全不意味着回到开始。中国哲学史的重写，不仅仅是一种解构，更是一种新的建构，其目的在于通过不同于先前的感受方式和思想方式，在新的境界中追求新的思想体验。

1．把握中国人文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思维特质，体现中国哲学注重人性悟觉的生命智慧。在文史哲的会通视野中，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人文思想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思维特质，这成为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思想起点。中国人文思想形成了注重和谐、注重整体、注重道德、注重心性、注重历史、注重实践的思维方式与思维特质，思考的重点是世道人心的改善，特别注重人的悟性的开启，以人的心性的觉悟来推动社会秩序的建构。张汝伦指出：“重写中国哲学史必须从哲学的一般意义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积极开发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域，阐明它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特别要阐明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哲学的意义。就中国传统哲学特征而言，实践哲学远比心性之学更具解释力和现实性。”事实上，中国哲学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心性哲学、实践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和谐哲学等不同维度，中国哲学既是心性的、道德的，也是实践的、历史的，还是整体的、和谐的，正是多维度的结合才能把握世道人心这一中国思想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哲学传统可以概括为注重道德心性、历史实践的整体性和谐思想，在人类思想宝库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应当在中国哲学史的重写中给予重点阐发。中国哲学史的当代重写，需要在打通文史哲的综合性人文思想视野中，注重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及特质的阐发，要体现出中国哲学对人性自觉与生命领悟的独特智慧。

为此，要自觉破除以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来裁剪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偏见，恢复中国哲学的自性与自信，以人类情怀与世界眼光来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国哲学，重建中国哲学思维的独特优势与价值。如中国儒释道的悟性思维与生命智慧就极具中国特色，相信对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会影响深远。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哲学虽然对重新认识中国哲学起到了他者之镜的作用，但以西方哲学中心主义的范式和标准，来理解中国哲学和书写中国哲学史则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哲学史的现代书写，代表性的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这些尝试对中国哲学史的梳理确实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功不可没，但遗憾在于以西方哲学思维的标准和范式来取舍中国哲学思想资源。建国后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主要依据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来书写，都未能自觉遵循中国哲学思想本己的特有问题和历史脉络来阐发。因此造成的后果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写出的中国哲学史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此问题已经被中国哲学界所普遍认识到，但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中国哲学史的当代重写，就应当自觉地以此为鉴，更好地凸显中国哲学问题、体现中国哲学特色与中国哲学精神，写出活生生的有自己灵魂的中国哲学史。

2．深入阐释中国思想家对世道人心的独到思考，体现中国哲学内在的人文精神特质。目前，流行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往往局限于经学、子学、理学、心学等狭窄视野来理解中国哲学，未能顾及文史哲作为中国人文思想生命体内在组成部分的整体性，而是从中抽离出相应思想观点按照西方哲学框架与议题来进行编排，如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辩证法等进行分类组合。这样，作为中国人文思想的生命智慧就被随意地分割，造成了中国哲学精神传统的断裂。中国哲学史的重写，应注重中国文史哲经典的重新梳理和阐释，以是否把握中国思想独特问题、体现中国人文精神传统、反映中国人文思维特质、表征中国人文生命情怀作为标准，而不是就所谓的中国“哲学经典”谈论哲学。事实上，中国人文思想经典在其源头处往往不能用现代文史哲学科思维进行简单划分，否则就会置文史、政治宗教等重要经典于哲学的思想殿堂之外。例如，流行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侧重将《易经》、《道德经》、《论语》、《大学》、《中庸》及宋明理学、心学等列为中国哲学经典，而把《诗经》、《离骚》、《尚书》、《春秋》、《史记》、《史通》、《文心雕龙》、《资治通鉴》，以及诗词政论小说等中国人文经典排除在外。与此同时，屈原、陶渊明、刘勰、苏东坡、曹雪芹等侧重文学的思想家与司马迁、班固、刘知幾、司马光、顾炎武等侧重历史的思想家没有列入中国哲学家的行列，其实，他们深沉厚重的人文觉悟与历史智慧都应该置于中国哲学思想的长河之中，如此才能真实体现中国哲学博大厚重的思想内涵和丰富多彩的个性风格。如屈原的思想就是融宇宙人生、世道人心与艺术想象于一体的中国美学思想，然而在现行的中国哲学史中并没有屈原的地位；如司马迁的《史记》等历史经典所体现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智慧在中国哲学史的流行版本中也未提及；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的重大变迁，其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及独特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思想，在现行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没有顾及。传统经史子集中只有经学、子学的部分典籍才在现行中国哲学史书写中予以部分的考虑，而没有将经史子集等经典作为中国人文思想生态进行通盘观照。其实，中国的大哲往往是集文豪、史家与哲人于一身，他们对宇宙人生、世道人心有着整体性的洞察，不能随意地割裂其思想。以这种文史哲经典重新诠释的会通意识来书写中国哲学史，自然会体现完整的中国人文精神与生命智慧，丰富中国人文思想传统，展现个性特色与民族风格。可以想象，如此书写的中国哲学史，那将具有气象万千、包容博大的中国思想气度。

3．尊重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格局，如实揭示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源流和历史变迁。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主要在于不断吸收同化外来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最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思想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史的重写，要尊重中华思想文化格局的历史和现实，将诸多人文思想流派和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贡献与影响进行恰如其分的估量和评价，如此才能书写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信史。因此，就要跳出简单断定某种文化传统和思想流派为正统的宗派观念，不能将中国哲学史书写成某一派、某一家为主导的哲学流派史。如将中国哲学史书写成以儒家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史，这不符合中国哲学以《易经》等为源头、以诸多思想流派相互影响、多元互补而形成的真实思想格局。再如以儒家思想内部思孟学派的心性论为核心，书写出以心性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史，这就将儒家包含着其他诸多思想流派的真实格局简单化为某一派为正宗的宗派思想史。以儒家为例，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必须兼顾思孟学派与荀子学派等不同学派、汉学与宋学等不同时代、理学、心学、实学等不同路向，都能够给予充分而恰当的阐发，避免在哲学史书写中出现顾此失彼、不合实情的倾向。再如书写中国哲学史上的佛学思想，就要考虑到佛学传入中国的渊源及其本土化的历史变迁，不能只简单地写成以禅宗为核心的禅宗思想史，这样就忽视了唐宋以来形成的以佛学八宗共存的思想格局。此外，中国哲学史的重写，还需要考虑中华多民族哲学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不能写成汉民族哲学史。中国哲学本来就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思想智慧，要如实揭示各民族为中国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如藏民族独特的佛学及哲学思想等，就应当充分地体现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之中。如此书写的中国哲学史，才可能是尊重中华各民族哲学智慧、尊重中华文化各思想流派、符合历史实情的中国哲学史。

4．以历史意识与全球意识重建中国哲学传统，让哲学讲中国话并促进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陈来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中国文化根于传统的复兴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此，基于改革进程全方位展开的不可逆转，从上面一种认识和展望出发，比较20世纪的行程和21世纪的可能发展，就中国文化而言，也许可以这样说，20世纪是‘批判与启蒙’的世纪，21世纪则将是‘创造与振兴’的世纪，而世纪之交正是整个民族生命‘贞下起元’的转折点。”在新世纪肩负上述中国思想创造与振兴的使命，中国哲学史的当代书写，就要有明确的历史意识与全球意识。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历史意识，在于对中国哲学的历史源流、传承脉络等进行深入揭示，阐发中国哲学传统的主导精神、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趋势，体现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创造与智慧、光荣与梦想，展现中国哲学思想不断发展提升的心路历程，讲述中国思想智慧面对挑战不断创新的故事，从而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确立自性、树立自信并指明方向。同时，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全球意识，主要不是立足中国哲学自身系统内部来讨论中国哲学，而是置于当代全球化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大视野中，在诸多思想文化激荡中来反观中国哲学的特质与传统，以人文情怀和世界眼光重新审视和估量中国哲学的价值。一方面，让中国哲学讲中国思想自己的话语，书写中国智慧自身的故事，憧憬中国人的梦想，也就是要体现出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在世界思想舞台上发出中国哲学的声音，讲述人类的议题、人类的故事与人类的梦想。也即是不仅让哲学讲中国话，还要让中国哲学对世界和为世界讲话，用李泽厚先生的提法就是“中国哲学的世界登场”。当今的中国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它是以中国方式表达的人类问题；同理，当今中国哲学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己的思想，也是以中国话语表达的人类思想。中国文史哲的会通与中国人文思想传统的当代构建，需要立足传统又超越传统，立足民族又走向世界。以包容性的价值观和恢宏的文化气度实现自我创新，以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心态走出人为的学科界限，重建文史哲会通的开放性人文科学，为当代人类的和谐发展与生命境界的提升拓展新的思想空间，塑造和引领全球化时代新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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